1.现代公法发展整体性不足，导致无法建立统一公法学 该理论倡导者们认为现代公法发展日显其重要性、成熟性和整体性，标志现代公法的崛起，所以要求建立统一的公法学。

它独立于特定的实定法之外，并对实定法发生匡约作用。[35]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应型宪法是一种以目的为中心的事业，即所谓目的型法，具有迈向实质正义的内在倾向——欧洲学者将这种偏离形式理性的趋势称为再实质化。

其悖论有三： 其一，立宪者被幻设为理性无限或者未卜先知——唯理性无限者方有足够资质创制出这样一套规则，它可以像海绵吸水一般地吸附一切形式的权力运作及其过程。实证宪法规范可以作为正当化的依据，在根本上是因为宪法规范承载着超越实证法上的根本价值[54]——宪法价值的优越性决定了宪法变迁不能退入违宪。  【摘要】30年来中国改革的合宪性争议，在哲学上即宪法的名实之辩。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由实质合宪论所主导的宪政可称之为深度立宪主义。

其基本意味有三：（1）实践主体通常是根据情势需要并结合其自身对宪法的认识和理解，对宪法作出有利于社会发展需要的解释，很少去追问立宪者之原初意图，并以此作为反对其自身所推动的社会变革之依据。藉此，将违宪性判断的证明负担转移给了制度合宪性的挑战者，此即所谓回避宪法问题方法。有人认为存在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和目的，并能够通过实在法使其具体化并得到补充的自然法，而这种自然法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探讨予以发现或者设计，从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达到人类道德的理想目标，这便构成了自然法意义上刑法哲学的理论基础。

这就有点像行政法一样，至今没有被统一，也没有统一法典，但这并不影响行政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立存在。2007年7月《法学论坛》杂志也组织了一次统一公法学的专题研究，刊载了五篇讨论文章，同样展现了共通的观点，但相异的观点较少。理由在下一个问题中解释。其次，即使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是公法大发展的时代也不是正是需要建立统一公法学而且可以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的理由。

[10]集体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55页。[52] 学术不应排斥探索，现代公私法理论的划分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它对于法律制度科学化和学术研究的系统化有益无弊，但是，任何事物总有其两面性，绝对划分公私法界限，会造成学术的壁垒和学术研究的情绪化。

[46]邓晔：《统一公法学的制度支撑之我见》，《公法评论》2009年第5卷。而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统一公法学理论无法应用。那还用统一吗？ 依照该理论倡导者们的设计，笔者的再设计是：将现在已有的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等称谓公法学分论，而在此之外创立公法学总论[2]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

《统一公法学原论》的出版好评如潮，主要书评有以下：杨海坤、王仰文：跨越部门公法的围栏---读《统一公法学原论》。2.从刑法总论看公法总论亦不能有统一制度 作为公法部门法之一的刑法无论中外都始终是以总论与分论二元结构的，刑法总论一般是在本国实定法的基础上予以结构。如前所述，笔者赞同这是个公法大发展的时代的观点，但发展是多元的，从逻辑上不必然得出正是需要建立统一公法学的结论。[7]杨解君：《公法（学）研究：‘统一与‘分散的统一》，《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研究方法：依照其所倡导的研究路径去分析公法规范、研究公法制度、观察公法现象、探寻公法规律，进而生产具体的公法知识。[3]袁曙宏、韩春晖：《公法传统的历史进化与时代传承---兼及统一公法学的提出和主张》，《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33]但实际上无论提出-建立-应用都依然是纸上谈兵，尤其是应用。就行政法理论基础而言，的确可以以以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为主线形成理论基础并可以简称为平衡理论或平衡论。

除公平以外，效率、稳定概念引入法律意识范畴，于是法律意识由数个基本概念构成，这些法律观念通过以下形式表现：其一，法律观念是理性原则。维特斯坦说：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统一公法学中的统一强调的是在寻求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上的统一，并非对所有部门公法颗粒归仓式的大一统，更不包含对部门公法专门性研究的否定性评价。[50] 与此同时，社会法的出现对公私法二元分类是个不小的冲击。[61]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25]的诠释理由既不充分，也不符合逻辑。

私法不仅传递着人类理性的光辉意义，而且，私法本身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适性。笔者认为，对于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主要还在于各个公法救济制度之间如何衔接。

是人类认识法这种事物的一种方法。[9]韩春晖：《公法理论的创新与研究范式的突破---对统一公法学的证成性阐释》，《法学论坛》2007年第5期。

2005年《法商研究》第3期专门组织统一公法学若干问题研讨笔谈会，围绕着统一公法学进行了广泛探讨。[54] 整体论一词公认是由英国在南非联邦的统治者施穆滋（Jan Smuts）于1926年创造的。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统一的解释有两种：其一是部分连成整体。与此趋势相应，公法在其独自的发展路径上也应当恪守这一通理。所以该理论倡导者就赶忙解释统一公法学中的统一是一个形容词，是对公法学的限定，是对重新构筑起来的公法学体系内在特征的描述。[59][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其二，法律观念是法的价值观。[3]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在于：（1）鉴于公权力的交叉趋势在加强，有必要通过统一公法学提炼公权力的基本规律，但并不否认分权的宪政原则。

[23]当然中国传统公法与现代公法不尽相同，前者主要指刑法，后者还包括宪法和行政法等。这就像行政法一样，全世界几乎有行政法的国家都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但却都有行政法学或行政法理论。

  三、统一公法学理论之非真性 （一）建立统一公法学的理由不具有充分性 该理论倡导者们认为由于现代公法的崛起所以要求建立统一的公法学，因为：现代公法发展日显其重要性、成熟性和整体性。在当代，由于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两方面又有渗透结合的趋势，所以法律是否应当分为公法与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均说法不一，没有定论。

[32]其实在统一公法学理论或概念推出之前，即使在中国也有人展开对相应问题的分析，只是没有使用所谓概念罢了。公法离散化的现象，使公法体系越来越庞杂，内容越来越丰富，以一种理论予以统一，实属不易，何况分散的公法学也照样有自己的理论或理论指导，而且由于相对具体，容易操作。随着社会生活关系的复杂，法律现象的领域扩大，单个基本概念已不能概括法的现实。就公法的维度而言，现代公法应当改正公法对政治之维的过于偏重，从内部视角上强化具有正义的价值之维，从外部视角上协调政治之维、经济之维和社会之维。

虽然我国乃至世界公法远未达到另起炉灶的状态，公法治理仍然如火如荼，但隐患的端倪已初见。而且据笔者观察，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行政法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还包括部分教师，在发表论文、撰写著作以及毕业论文时基本都以平衡论为基本理论基础或分析工具，几年来一直如此。

[37]应该说就以上目标与内容，作者的努力还是颇有成效的。这一观点笔者十分赞同，公法总论的缺失必然影响整体公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所以，再次强调的是：统一公法学理论就应该称谓整体公法学理论，围绕整体公法学理论构建相应内容如原则、制度等。3.建立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并非势在必行 按照该理论倡导者们的观点，建立一门介于法学与部门公法学之间的中观层次的统一公法学势在必行。